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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年累计行程超10万公里，他们为258位无名烈士找回名字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城区繁华地带，英雄山静静矗立。山体海拔不高，从英雄山北门出发拾级而上，半小时即可登顶。山巅之上，革命烈士纪念塔高高矗立。

　　坐落于此的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1900余位烈士。牵动革命烈士寻亲中心成员周光涛神经的，还有位于陵园南部山坡上的那片无名烈士墓区。这里安葬的是811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未能确认姓名的烈士。当年战事紧急，牺牲的烈士大多就地掩埋，捧土为墓、削木为碑。几十年过去，木朽名消，难以辨认。烈士遗骸迁移至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后，只能先以无名烈士安葬。

　　为了让无名烈士“有名”，让更多英烈“回家”，2021年，济南市成立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今年4月21日，寻亲中心成员及志愿者第22次集结，前往多地开展走访，李池、赵松林、刘玉高、时乃民等4位烈士名字被成功确认。至此，他们已为258位无名烈士找回了名字。

　　5年寻访，他们不仅让那些闪亮的名字重焕光华，而且让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立体模样。烈士们的事迹和精神，亦如星火燎原，感染并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寻亲的工作已经开始了28年。1998年，时逢济南解放50周年，在烈士陵园工作的陈放，接到一个新任务，为陵园里的烈士们寻找亲人。

　　当年清明节，从山东临沂赶来一对夫妇，他们想找自己叔叔魏相近烈士的安葬地。两人当时能提供的所有信息，仅有一封家信和一张魏相近的烈士证明。陈放取出一套《山东省烈士英名录》，从22万多名山东籍烈士名录中逐页逐字查找，终于发现了魏相近的名字。名录中清楚记录着魏相近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牺牲时间和安葬地。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部“寻亲热线”就此开通，直到2011年陈放退休，他们已帮助百余位有名的烈士找到了亲人。然而，那片无名烈士墓区呢，他们的亲人在哪里呢？

　　“真想帮助他们找到亲人，但又无从着手。”陈放说。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周光涛，2012年，他刚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工作，是从接线员做起的。一通通来自天南海北的寻亲电话，时常让周光涛难以入眠。

　　“我的父亲参加过济南战役，家人一直在找他，他安葬在你们陵园吗”“我的大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哪里能找到他的安葬地”“我丈夫1948年以后就失踪了，他在你们那里吗”……

　　电话那头，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与等待。周光涛意识到，即便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仍有亲人始终在等待他们“回家”。周光涛和同事们不断在烈士英名录中筛选比对，仅确认极少数烈士的名字，陵园内仍有不少无名烈士无法确定身份。

　　技术的进步让寻亲工作有了新思路。2021年，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利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墓区提升改造和散葬烈士迁葬的有利契机，与市公安局鉴定处展开合作，尝试利用DNA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确认身份。

　　2021年1月28日，工作人员首次对4位烈士遗骸进行采样，全部提取到有效样本，并成功为2位烈士找到亲人。初次尝试取得成功，寻亲中心成员备受鼓舞，也不由加快了工作节奏。他们知道，许多烈士的亲人已经等不及了。

　　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棺椁时，由兆松已经76岁。父亲由月亭牺牲时，由兆松还未出生。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让由兆松的爷爷奶奶记挂了一辈子。他们弥留之际，拉着由兆松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安葬地，代我们去看看他。”

　　得知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济南战役牺牲的烈士，由兆松多次从老家烟台赶往济南寻亲。那些年交通不很方便，去一趟济南要转三四次车，由兆松一次次带着希望出发，却一次次失望而归。2019年，已年过古稀的由兆松再一次寻亲未果，他对着刻有父亲名字的烈士英名墙磕了三个响头，带着遗憾离开了。

　　幸运的是，经过寻亲中心成员多轮比对，由月亭烈士的身份信息于2024年被成功确认。得知这一消息后，由兆松坚持前往济南，参加父亲墓地的立碑仪式。2025年，由兆松因病去世。

　　寻亲中心成员常说，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和烈士相近的亲属大多已经年迈，时间越久，他们的记忆越模糊、言语越不清，甚至等不到相遇便离开了。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

　　“不敢想象这个事情能做成。”采访中，检验员李思悠多次这样感慨。

　　李思悠参加了第一批烈士遗骸检验工作。她介绍，在刑侦领域，DNA技术被称为“证据之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但烈士遗骸由于埋藏时间久远，加上受地质条件、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DNA降解严重。

　　“新鲜牙齿检材一般一两天就能出结果，但第一批4位烈士的遗骸样本，整整做了一个星期。”李思悠回忆，检验组成员每个环节都反复实验，成功率却只有40%左右。繁琐复杂的工作，让有6年工作经验的她第一次产生畏难情绪。

　　然而，每每想起烈士遗骸上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创伤，李思悠都心痛不已。这些烈士平均年龄仅22岁，最小的还不到18岁。很多烈士骸骨上有弹孔，有的还遗留着弹片，还有头骨上明显的刀伤，“可以想象，这些20岁左右的战士，迎着子弹冲锋，与敌人战斗的壮烈场景。”

　　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就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寻亲中心成员们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抹眼泪。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周光涛说。检验团队也在不断创新DNA提取方法：尝试不同试剂盒并调整搭配组合；舍弃半自动提取设备，采用人工提取方式；戴上两层手套，避免细胞脱落污染珍贵的样本……一系列改进检验措施应用后，烈士牙齿DNA提取成功率达到90%。

　　有了烈士DNA信息，寻亲中心成员们便开启了寻访之路。他们结合公安部门的大数据专业平台开展数据对比，通过大数据分析，初步研判烈士籍贯地大致范围。

　　但并非每条线索都很精确，有的线索指向多个乡镇、村庄，有的线索涉及几十位烈士。至于究竟哪里是烈士的家乡，哪位是烈士的亲人，有赖于人工一遍遍甄别排查，追踪过程如抽丝剥茧。

　　一次，周光涛前往烟台海阳市，一条烈士的DNA信息指向海阳市3个乡镇，涉及40余位烈士。在10余个村子中仔细排查后，他们对3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开展DNA鉴定。但让他们困扰的是，鉴定结果与烈士DNA信息均不一致。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成员们的目光投向第一轮被排除的孙学通烈士。英名录上记载的孙学通烈士是1948年8月失踪，而济南战役发生在1948年9月。成员们重新查看信息，发现当时的时间记录是阳历和阴历混用，当年的农历8月正好是济南战役发生的时间。

　　经过进一步核实，成员们终于找到孙学通的爱人张淑卿，最终确定了孙学通烈士的信息。

　　周光涛记得，确认孙学通烈士信息那天，94岁的张淑卿老人哭得像个孩子，“我一直认为他没有牺牲呐。”1958年，张淑卿收到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但安葬地不详，她便始终相信丈夫还能回来。无数个日日夜夜，张淑卿独自等待着，从青丝熬到白发，一等就是70余年。

　　周光涛和寻亲中心成员陪在老人身边，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心疼、敬佩，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但很快，寻亲中心成员们又开始新一次寻访。

　　“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随着寻访深入，一个个关于别离、牺牲、信仰的故事，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寻亲中心成员面前。

　　张淑卿老人回忆，1948年秋天，参军一年的丈夫寄回一封家信，信中说：“我们要去打济南了。”她按照来信地址回信，并随信寄了7毛钱。可不久后，信被退回了，丈夫也再没了消息。

　　济南解放后，孙学通烈士的哥哥作为接管人员入城，苦苦寻找弟弟几十年。哥哥去世后，孙学通的侄子继续四处奔走，到烈士陵园及相关单位寻找……

　　团聚，是很多无名烈士家属几代人的梦。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纪念日，也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当年确认身份的无名烈士立碑的日子。2024年立碑仪式上，烈士隋永奎一家四代9位亲属悉数到场。他们激动地说，家里几代人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如今终于圆梦。

　　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期盼有了更多可能。2024年，济南市首次运用AI技术为57名烈士复原容貌，让跨越时空的“相见”成为现实。

　　烈士姜吉琴的墓前，弟弟姜吉美抱着他的复原画像热泪盈眶。“像，真像！”姜吉美哭着说，“我哥当兵走的那年才18岁，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地里干活。哥哥牺牲后，一直没找到他安葬在哪里，如今终于找到了。”

　　这些年，寻亲中心不断挖掘整理无名烈士的故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组成的“英雄山薪火”宣讲团，走进学校、社区开展宣讲。

　　在烟台大学，宣讲团成员讲述寻亲经历时，许多学生红了眼眶。不少胶东地区的学生在结束后主动留下来询问：“我们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烈士？”

　　在海南一所小学，孩子们安静听完整场宣讲。结束后，一个小男孩跑到宣讲团成员刘艺面前，小声问：“老师，我以后要学习什么专业，才能帮助这些烈士找到家人？”

　　刘艺一下愣住了，她意识到，跨越10万多公里的寻找，成员们收获的何止是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关于家国与责任的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寻亲的故事，不仅关乎过去，更照亮未来。让无名烈士“有名”，让更多英烈“回家”，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场寻亲接力。

　　(贾园园 本报记者 李伟欣)

　　(来源：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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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中心成员常说，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和烈士相近的亲属大多已经年迈，时间越久，他们的记忆越模糊、言语越不清，甚至等不到相遇便离开了。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

　　“不敢想象这个事情能做成。”采访中，检验员李思悠多次这样感慨。

　　李思悠参加了第一批烈士遗骸检验工作。她介绍，在刑侦领域，DNA技术被称为“证据之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但烈士遗骸由于埋藏时间久远，加上受地质条件、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DNA降解严重。

　　“新鲜牙齿检材一般一两天就能出结果，但第一批4位烈士的遗骸样本，整整做了一个星期。”李思悠回忆，检验组成员每个环节都反复实验，成功率却只有40%左右。繁琐复杂的工作，让有6年工作经验的她第一次产生畏难情绪。

　　然而，每每想起烈士遗骸上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创伤，李思悠都心痛不已。这些烈士平均年龄仅22岁，最小的还不到18岁。很多烈士骸骨上有弹孔，有的还遗留着弹片，还有头骨上明显的刀伤，“可以想象，这些20岁左右的战士，迎着子弹冲锋，与敌人战斗的壮烈场景。”

　　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就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寻亲中心成员们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抹眼泪。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周光涛说。检验团队也在不断创新DNA提取方法：尝试不同试剂盒并调整搭配组合；舍弃半自动提取设备，采用人工提取方式；戴上两层手套，避免细胞脱落污染珍贵的样本……一系列改进检验措施应用后，烈士牙齿DNA提取成功率达到90%。

　　有了烈士DNA信息，寻亲中心成员们便开启了寻访之路。他们结合公安部门的大数据专业平台开展数据对比，通过大数据分析，初步研判烈士籍贯地大致范围。

　　但并非每条线索都很精确，有的线索指向多个乡镇、村庄，有的线索涉及几十位烈士。至于究竟哪里是烈士的家乡，哪位是烈士的亲人，有赖于人工一遍遍甄别排查，追踪过程如抽丝剥茧。

　　一次，周光涛前往烟台海阳市，一条烈士的DNA信息指向海阳市3个乡镇，涉及40余位烈士。在10余个村子中仔细排查后，他们对3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开展DNA鉴定。但让他们困扰的是，鉴定结果与烈士DNA信息均不一致。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成员们的目光投向第一轮被排除的孙学通烈士。英名录上记载的孙学通烈士是1948年8月失踪，而济南战役发生在1948年9月。成员们重新查看信息，发现当时的时间记录是阳历和阴历混用，当年的农历8月正好是济南战役发生的时间。

　　经过进一步核实，成员们终于找到孙学通的爱人张淑卿，最终确定了孙学通烈士的信息。

　　周光涛记得，确认孙学通烈士信息那天，94岁的张淑卿老人哭得像个孩子，“我一直认为他没有牺牲呐。”1958年，张淑卿收到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但安葬地不详，她便始终相信丈夫还能回来。无数个日日夜夜，张淑卿独自等待着，从青丝熬到白发，一等就是70余年。

　　周光涛和寻亲中心成员陪在老人身边，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心疼、敬佩，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但很快，寻亲中心成员们又开始新一次寻访。

　　“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随着寻访深入，一个个关于别离、牺牲、信仰的故事，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寻亲中心成员面前。

　　张淑卿老人回忆，1948年秋天，参军一年的丈夫寄回一封家信，信中说：“我们要去打济南了。”她按照来信地址回信，并随信寄了7毛钱。可不久后，信被退回了，丈夫也再没了消息。

　　济南解放后，孙学通烈士的哥哥作为接管人员入城，苦苦寻找弟弟几十年。哥哥去世后，孙学通的侄子继续四处奔走，到烈士陵园及相关单位寻找……

　　团聚，是很多无名烈士家属几代人的梦。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纪念日，也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当年确认身份的无名烈士立碑的日子。2024年立碑仪式上，烈士隋永奎一家四代9位亲属悉数到场。他们激动地说，家里几代人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如今终于圆梦。

　　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期盼有了更多可能。2024年，济南市首次运用AI技术为57名烈士复原容貌，让跨越时空的“相见”成为现实。

　　烈士姜吉琴的墓前，弟弟姜吉美抱着他的复原画像热泪盈眶。“像，真像！”姜吉美哭着说，“我哥当兵走的那年才18岁，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地里干活。哥哥牺牲后，一直没找到他安葬在哪里，如今终于找到了。”

　　这些年，寻亲中心不断挖掘整理无名烈士的故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组成的“英雄山薪火”宣讲团，走进学校、社区开展宣讲。

　　在烟台大学，宣讲团成员讲述寻亲经历时，许多学生红了眼眶。不少胶东地区的学生在结束后主动留下来询问：“我们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烈士？”

　　在海南一所小学，孩子们安静听完整场宣讲。结束后，一个小男孩跑到宣讲团成员刘艺面前，小声问：“老师，我以后要学习什么专业，才能帮助这些烈士找到家人？”

　　刘艺一下愣住了，她意识到，跨越10万多公里的寻找，成员们收获的何止是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关于家国与责任的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寻亲的故事，不仅关乎过去，更照亮未来。让无名烈士“有名”，让更多英烈“回家”，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场寻亲接力。

　　(贾园园 本报记者 李伟欣)

　　(来源：中国国防报)

12月21日上午，意大利佛罗伦萨，阳光漫过古老的橱窗，洒在马里奥・拉扎尼里的记事本上。他小心翼翼地将一份手写签名的倡议书对折后，轻轻贴了上去。

“佛罗伦萨要有一个‘宁波日’。”几天前，这份酝酿许久的倡议书，经马里奥努力，被送到佛罗伦萨市政府和文化局负责人的案头。

这一段经历，记在马里奥“中国日记”里的最新一页。

22年，68次万里奔赴。这位佛罗伦萨市前议员、宁波市荣誉市民，用文字、入境登记卡、机票、名片、宣传页……一笔一画、一张一笺，记下他的中国见闻、宁波往事。

“翻开本子，满满都是美好记忆。”这位当代“马可·波罗”摩挲着纸页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可行、可亲、可信。”

一个新世界

入境登记卡——入境目的：宁波时装展。入境日期：2003年10月18日……

——马里奥的记事本

一张泛黄的外国旅客入境登记卡，将马里奥拽回到22年前。

那是他第一次踏足这个东方大国。“这一路，十分忐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马里奥回忆。

彼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到两年，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仍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国度，加上“非典”刚过，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望而却步。

一下飞机，没有想象中的灰土房和绿军装，只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和沿途宽阔的马路、茵茵绿地……眼里的一切，完全颠覆马里奥的想象！

“差一点错过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美丽的宁波。”马里奥感慨道。

宁波的邀约，其实此前一年就来了。2002年，三名来自宁波的工作人员远赴佛罗伦萨，专程邀请他参加宁波国际服装节。当时，身为世界服装名城佛罗伦萨男装协会主席，马里奥礼貌性短暂会面后，匆匆离去。

宁波行吗？中国能吗？问号，几乎写在马里奥的脸上。

“宁波是上海滩‘红帮裁缝’的发源地，开创了中国数个第一——第一套西装、第一家西服店……好不好，走一趟就知道了。”2003年3月，宁波再次发出邀约。

这一次，马里奥选择了试一试。

在雅戈尔集团，集纺、织、染、整、成衣于一体的服装工业基地，规模巨大、设备先进；在展会上，自主品牌琳琅满目，新型面料品质高端……蓬勃向上的宁波服装产业，让马里奥折服。

“一个新的世界。”马里奥用“震惊”形容自己看到的一切，“中国，让人心生敬意！”

在他眼里，一个“极好的宁波”，不只在城市、在产业、在文化，更在于他所接触过的宁波人，“他们不仅聪明，而且用心在交朋友，诚信、热情和勤劳”。

第一次宁波之行，让马里奥笃定：“中国，可行！”

从此，佛罗伦萨赴宁波参会的代表团从1人壮大到约30人。意大利服装文化周、意大利经贸投资说明会、中意宁波友好沙龙……一场场活动接连落地。

雅戈尔、杉杉、博洋、洛兹……马里奥的记事本里，写满、贴满了宁波服装企业掌门人的联系方式或名片。在他牵线搭桥下，这些服装企业走进佛罗伦萨，设立设计中心、参加顶级男装展，经贸文化往来越来越紧密。

一种新动力

10月21日，大卫青铜像成功安家宁波，我们做到了。

——马里奥的记事本

2006年这一天，不仅写在马里奥的记事本里，也刻在宁波和佛罗伦萨两座城市的记忆里。

当天下午，宁波大剧院广场，在中意两国人民的共同见证下，由佛罗伦萨赠送的大卫青铜雕像在宁波安家，一时轰动两国。

这是佛罗伦萨市政府首次向其他城市赠送大卫雕像，也是当时外国政府向中国赠送的体积最大的青铜艺术品。

城与城交往背后，是人与人的相交，是文与文的相融。

时光回溯到2005年10月21日晚。千年月湖畔，茶香氤氲。在宁波茶博院青砖黛瓦之下，宁波和佛罗伦萨主宾相聚一堂，“以茶论道”。

“大卫雕像是佛罗伦萨的象征，能不能放在宁波？”聊起7000年历史的宁波河姆渡文化，说到这个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发源地，一个“突发奇想”被抛出。

马里奥和同坐的佛罗伦萨副市长西瓦那・高力，当场又惊又喜：“这想法，疯狂又绝妙。”

20年之后，高力回忆：“那时，我心里也没底！”把一个体积这么大、国宝级的雕像复制品带到中国，要克服技术、经济和政治等重重挑战。

“不过，对这件事，马里奥有坚定的信念，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被阻挡。”高力坦言。

缘分，早有伏笔。

“你能想到吗？”马里奥说，宁波与佛罗伦萨，这对海上丝绸之路两端的古城古港，早在400多年前，就种下了友谊的种子。

在佛罗伦萨市政厅，珍藏着一幅制作于16世纪、由意大利人手绘的中国古地图，上面赫然标注着拉丁文“宁波”。

“多么可亲可爱。仅此一点，就值得重拾这段友谊，把大卫带到宁波。”马里奥动情地说。

回到佛罗伦萨，马里奥和高力四处奔走，逢人宣传宁波、推介中国。最终，他们的梦想照进现实。

“他不光向我说，还向市长讲，找商务部门聊，向各界人士推介。”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剧院前院长亚历山大·佩雷拉回忆，“最后，我们紧跟倡议，都想去看看。”

第二年，大卫雕像跨山越海而来。

“从这一刻起，佛罗伦萨和宁波紧紧相连。”马里奥说，这是两国美好友谊的见证，是世界文化融合的象征。

此后，两市友谊开枝散叶：2008年，两市结为友城，宁波回赠的南宋石刻“文臣武将”复制品启程西行；2011年，但丁青铜雕像“定居”宁波书城；2014年，中国（宁波）意大利产业园开园……

“在宁波看到大卫时，我激动不已。”回忆起9年前的宁波之旅，佛罗伦萨市文化局局长乔瓦尼·贝塔里尼说，看到它，既感亲切，更是激励，“它给了我继续推动两座城市交流合作的动力”。

一个新时代

“HISEA”，2025海丝港口合作论坛官方IP形象，它是“和谐（Harmony）、创新（Innovation）、真诚（Sincerity）、公平（Equitable）、共赢（All-win）”这几个词的首字母。

——马里奥的记事本

今年5月27日，飞行18个小时，跨越上万公里，80岁的马里奥第68次踏进宁波。

“终于又来到中国，又到宁波！”马里奥感慨道。

这是世纪疫情发生后，6年来他首次重返“第二故乡”。由于腿脚不再灵便，马里奥在儿子朱利欧的搀扶下，走进2025海丝港口合作论坛。

当天，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机构、企业，1000余名中外嘉宾共襄盛会。在这里，马里奥见老友、结识新伙伴，感叹“不虚此行”。

论坛举行地不远处，货物吞吐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以300多条集装箱航线连接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

“这是我的儿子朱利欧。”这位“中意使者”不时引荐自己的“接班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已经当选佛罗伦萨市第三区议员的朱利欧，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为两地的友好交往注入新活力。

“父亲对中国的热爱深深感染了我。”朱利欧说，“我要接过接力棒，争取比父亲来得更多、做得更多。”

这份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两代人的接力。

“中国，不是挑战，而是机遇。”这是马里奥父子的判断，也是意大利的选择。

“中国的发展令人惊叹。”朱利欧说，“中国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它将影响我们很多人。我们充满期待，并以钦佩的眼光看待中国。”

第68次宁波行，让马里奥看到了一种除了可行、可亲外，在开放中愈发自信、愈发可信的力量——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港通天下、畅达世界”的开放网络、“买全球、卖全球”的贸易网络、“人文相亲、民心相通”的交流网络，正挟山海之势，扑面而来。

回到佛罗伦萨，马里奥把此行的机票、论坛的宣传册，一枚枚贴在自己的“中国日记”上。

“越走近，越了解。若要给它取个名字，我想，那就是——我相信，CHINA。”

什么功能让老外惊喜：连连